走近國醫(yī)大師特別報道之四王玉川:內經研究領軍人

　　走近國醫(yī)大師特別報道之四王玉川：內經研究領軍人

　　本報記者　馬駿

　　他學術臨床造詣深厚，親自編撰全國高等中醫(yī)藥院校第一、二版《內經》教材;他的文章振聾發(fā)聵，觀點新穎大膽，生活中卻極為低調，從不與他人爭;他的研究獨辟蹊徑，冷靜客觀，欽佩者很多，口碑極好。

　　在北京419路公交車上，常能看到一位手提便利袋、胸前用醒目的綠帶系著乘車卡的老人，人們不會想到：這就是86歲的國醫(yī)大師王玉川。

　　來北京50多年，他說常在夢中回到江南水鄉(xiāng)。做了20年全國政協(xié)委員，擔任北京中醫(yī)學院副院長多年，然而回首往事，江蘇奉賢鄉(xiāng)下，那十幾年自由自在的行醫(yī)生活，是他一生最快樂的時光。

　　“什么名啊利啊，沒意思的?！痹诶霞耶斶^小學教員、中醫(yī)教師，但調北京以后講課不靈了――口音重，學生聽不懂。那就埋頭做研究吧。一本王冰注《黃帝內經》翻爛了，用膠布粘好;書上批注寫得密密麻麻，鉛筆、鋼筆小楷，遍布頁眉頁腳;自學生物、物理，畫圖制表，清苦寂寞，卻樂在其中。

　　辛苦耕耘終結碩果，他成為中醫(yī)界最早研究《內經》理論體系、學術內涵的中醫(yī)學家，是《內經》重點學科的創(chuàng)建者和帶頭人，對陰陽學說的演變、氣血循環(huán)理論、五行學說、運氣學說、河圖洛書等研究作出重要貢獻。他高雅的風范、深邃的學識、嚴謹的精神和務實的態(tài)度，影響著全國同道，成為一個時代的旗幟。

　　學術成就

　　“老先生中，他的理論水平相當高”

　　他精研內經，醒世而作，對五行學說、氣血循環(huán)理論、運氣學說提出獨到見解，破譯河圖洛書之謎，敢于對“辨證論治”、“有是證用是方”提出質疑。

　　沒有先進的實驗設備，不用文獻校勘的方法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靠什么來完成理論研究?玉川老笑答：“自己看書，想的嘛!”在那個參考資料極少的年代，常常是一本書、一盞燈，伴著王玉川熬到天亮，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，忽有所悟的欣喜，激勵他一路堅持。

　　早在1938年，當15歲的王玉川從開過藥鋪的父親手中得到一本《黃帝內經》，通讀一遍就覺得莫名的喜歡，而這本穿越千年時空的經典之作，靜靜地躺在他的手中，也似乎正等待著被解開奧秘。

　　此后，江南水鄉(xiāng)獨立出診的12年中，他幾乎每天都要撫讀一番，字里行間寫下蠅頭小楷，記下一本本讀書筆記。后來在江蘇省中醫(yī)學校進修，老師們發(fā)現了這位與眾不同的學生。當年就破格留校任教，承擔內經的教學任務。不久他被調到北京中醫(yī)學院，創(chuàng)建內經教研室。

　　當務之急是編寫教材。為了用現代語言確切表達內經的豐富內涵，他率領教研室同事日以繼夜，力爭通俗易懂又采擷全部精華，終于完成集前人大成的《內經講義》，后來升級為全國統(tǒng)一內經教材，也為《中醫(yī)學基礎》和《中醫(yī)基礎理論》等其他教材編寫打下堅實基礎。

　　研究中，王玉川發(fā)現，《內經》同一篇中常會出現兩種不同的觀點，令人困惑。為此他翻遍了校圖書館所有藏書，寫下幾百萬字的筆記，從1979年開始相繼發(fā)表論文30多篇，許多觀點得到同行認可和贊譽。他倡導五行學說的多學科研究，對《內經》氣血循環(huán)理論有獨特見解，正確認識和評價了運氣學說，解開河圖洛書之謎。

　　“在這些老先生中，玉川老的理論水平相當高。”北京中醫(yī)藥大學嚴季瀾教授評價說。這凝結著王玉川心血的幾十篇高水平論文，不止當年在全國產生重要影響，今天讀來，仍令人感嘆語言之潑辣，觀點之新穎，論證之嚴密。要知道，研究陰陽、五行、氣血這些基礎理論，絕不是一門學科的問題，而是關系到整個中醫(yī)藥大廈的理論基石。

　　承古而不泥于古，注重創(chuàng)新，是貫穿王玉川研究中醫(yī)理論的一條主線。比如，他論述陰陽學說的演變，認為從《周易》的一分為二、二分為四，到中醫(yī)學中的三陰三陽，是古代醫(yī)家為適應醫(yī)療需要的一種改進，用三陰三陽能更精確地區(qū)分陰陽能量的盛衰多少。那種把三陰三陽的性質和次序認為是不能變動的“死板的規(guī)定”，是不符合實際的。

　　多年來，辨證論治被視為“中醫(yī)特色”的重要標志，但是，王玉川認為這種提法并不合適。首先，辨證論治的統(tǒng)治地位是在犧牲了“同方異治”的寶貴經驗，扼殺了尋找廣譜有效方藥的熱情之后才取得的;其次，辨證論治的輝煌成就使人們的思維陷入永恒不變的公式之中，在辨證論治的圈子里打轉，與創(chuàng)新的客觀要求越來越遠。他認為，那種認為辨證論治可解決一切問題，如果解決不了只能怨自己沒有掌握好的思想“是一種現代迷信”，是只求穩(wěn)定不求上進的表現。

　　王玉川常說，一個學者所以能著書立說成一家之言，就不能沒有一點可取之處，一篇文章做出了荒唐的結論，也不等于其中沒有一點有價值的材料。因此對古代文化遺產，應采取審慎的態(tài)度，吸取合理內核，這體現了他“創(chuàng)新而不廢古”的學術境界。

　　在對五行學說的研究中，王玉川甄別經學五行與醫(yī)學五行，認為五臟五行說引入中醫(yī)學后，不再艱澀難懂，實用價值較高。同時他看到，在五行歸類、生克、承侮、制化以外，譬如“五行互藏”的內容仿佛已被遺忘，成為五行學說的研究空白，教材也沒有反映。事實上，被遺忘的“五行互藏”有重要意義，比如在此基礎上提出的《內經》陰陽二十五人的體質學說，比古希臘希波克拉底的氣質學說、蘇聯(lián)巴甫洛夫的神經類型學說，都更為細致和全面。

　　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由于左傾路線的影響，運氣學說一度被打入冷宮。王玉川可謂當代研究運氣學說最有成就的人。他1993年主編的《運氣探秘》代表了當時研究的最高水平。他探討五運和六氣的體系問題，指出平氣概念的重要性，從西漢的災害性天氣論證了運氣學說的科學性，闡發(fā)《素問》遺篇的學術價值。

　　“創(chuàng)新是硬道理，是科學技術的生命線?！蓖跤翊ㄕJ為，“有是證用是方”的原則是不對的。這種方證對應關系無一不是建立在“以方測證”，即是根據方藥性味功能推測出病理狀態(tài)這一方法的基礎之上，在方藥功能固定的前提之下，以方測證的結果當然百分之百符合方證相對的原則。然而，現代研究告訴我們，任何一味中藥都含有多種有效成分，它們的藥理作用也往往是多方面的，二味以上組成的復方則更為復雜。所以，“以方測證”本身，就不是什么正確可靠的唯一科學方法。如果我們停留在這個水平上，就永遠也不會有所發(fā)現、有所前進，方證之間相互關系的謎團也就永無解開之日。

　　治學做人

　　“看過他書批的人，都很震驚”

　　雖然時代久遠，紙面泛黃，但他親手描畫的雙螺旋體和多肽鏈，依然清晰而美好。他獨立思考，在學問上敢于向權威挑戰(zhàn)，生活中卻淡泊低調，特立獨行?！叭思艺f我好也行，說我不好也罷，都一樣!”

　　采訪王玉川，是件很不容易的事。費盡各種周折。5月的一天，他終于如約坐在了北京中醫(yī)藥大學的辦公室。然而面對媒體，他還是不愿多說什么，好在事先采訪過知情人。北京中醫(yī)藥大學魯兆麟教授說，“看過他書批的人，都很震驚。”

　　墻邊立著一排書柜，信步走過去，翻出一本用1984年的日歷裝訂的筆記本。日歷背面寫著一行行整齊小楷，紅色、藍色間雜鉛筆，有的字下面劃著重點號或橫線，內容是關于孫思邈《外臺秘要》的方藥體會。再隨意打開一本硬皮筆記，上面整齊地記著生物化學的內容，其中一頁用極細的鉛筆畫著細胞RNA與蛋白質合成分解圖，雖然時代久遠，紙面泛黃，但雙螺旋體和多肽鏈的結構依然清晰而美好。

　　翻下去，十幾本筆記本的紙質都很粗糙，字體卻都那么纖秀工整，有的字小得幾乎看不清?？梢韵胍娡跤翊ó斈晔窃鯓拥匦募毴绨l(fā)，這幾十萬娟秀小字承載著多少個安于清苦的日日夜夜。筆記內容有經典抄錄，有個人思考，他很喜歡自制圖表，比如為研究比較體質學說，他把巴甫洛夫神經類型、希波克拉底氣質說以及內經的陰陽五態(tài)人劃一個表格里，新穎而獨特，給人啟發(fā)。

　　那本傳說中，被王玉川翻得書皮爛掉用膠布粘好、再無一處空白可寫眉批的《黃帝內經》已經找不到了，他連自己的書和發(fā)表的文章也都沒留意保存?！皠e人借走了沒還，我也記不得向誰要了，哈哈哈!”顯然他并不以為意，更不以為憾。多年的臨床處方也沒有保留一張，根本不打算出版臨床經驗集，“有什么用呢?沒用!”玉川老這樣給自己解釋。

　　如今他眼睛花了，別說寫字，翻看當年的筆記都得借用放大鏡才行，但幸運的是，這種勤奮嚴謹的治學精神已經延續(xù)下去。嚴季瀾年輕時曾受教王玉川，他也是數十年如一日地坐在辦公室研讀經典、琢磨醫(yī)案，喜歡用鉛筆寫些纖細小楷，下著旁人眼中的“笨功夫”。然而，就是這樣一群學者的嚴謹操守，釀造北京中醫(yī)藥大學厚重的文化學術底蘊，在浮躁的今天，更顯得可貴和難以超越。

　　王玉川治學注重獨立思考，不迷信權威。在1984年擔任健康報振興中醫(yī)刊授學院顧問期間，他曾和刊院同學談中醫(yī)治學方法：“沒有獨立自主的精神，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作出成績。不要做教材的奴隸，要做教材的主人，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變成自己的知識。決不能像果戈里在《死魂靈》里描寫的那位‘死讀書、讀書死’的彼得爾希加，他辛辛苦苦讀了一輩子書，到頭來卻什么知識都沒得到。我們需要的是自己觀察，自己思索，自己做主，那是一種獨立思考的治學精神?！?/P>

　　這種獨立思考的態(tài)度，使得王玉川在中醫(yī)基礎理論研究領域，屢獲開創(chuàng)性突破，正是因為不迷信權威，敢于對傳統(tǒng)提出質疑，才使得研究深入下去，跨越了一個個學術高峰。

　　了解王玉川的人，對他的第一評價大多是“低調”、“不爭”。然而這樣一個不喜參政的人，卻是全國政協(xié)四屆委員，擔任北京中醫(yī)學院的副院長多年，還有多項校內外職務，這似乎是種矛盾。

　　王玉川生性喜歡自由，他把這些稱為“亂七八糟的事”?！爱敃r沒辦法推，這也是種任務。”如果可以自己做決定，他斷然不愿從熟悉的南方來到北方生活，更不愿從事行政工作。但是在其位謀其政，他在全國政協(xié)七屆四次會議期間提出的“關于公費醫(yī)療費用不宜包干到醫(yī)院管理”的提案，被評為優(yōu)秀提案。任院長期間，他重視教學科研和學術建設，內經專業(yè)被列入國家中醫(yī)藥管理局首批重點學科，?？?0多年的《北京中醫(yī)學院學報》于1981年恢復，成為學校及全國學術交流的重要陣地。

　　然而一旦退休，他就任何管理工作都不參與。據介紹，玉川老退休后更為低調，不輕易發(fā)表任何意見，每天8點前到辦公室，中午回家稍作休息，下午又回來?！八乃季S，就是做自己的事，看自己的書?！?/P>

　　這種淡泊、低調，不是怕得罪人，也不是沒有想法，他是位特立獨行、生性高潔的人。采訪中，玉川老說的頻率最高的詞就是“無所謂”，他說，人生幾十年，沒必要爭名奪利。“人家說我好也行，說我不好也罷，都一樣!”

　　教育臨床

　　“倘若傾心而倒，一輩子經驗說不了3天”

　　雖然反對師帶徒的方式，但受他恩惠的年輕中醫(yī)成百上千，至今很多畢業(yè)生都珍藏著他逐字逐句精心審閱過的論文。理論臨床相得益彰，其深厚的理論功底令其臨床療效卓著。

　　列在王玉川名下的學生并不多，不過四五人，和師帶徒相比，他更提倡現代學院教育。他認為臨床上從來沒有相同的病人，好中醫(yī)應該獨自到臨床去實踐摸索?！疤热魞A心而倒，一個老師的經驗，用不了3天就能說完;相反，也可能臨床跟師3年，還摸不到門?！?/P>

　　雖然如此，王玉川對所有的年輕中醫(yī)都毫無保留，傾其所有，他甘為人梯、無私傳授的風范使很多人受益終生。北京中醫(yī)藥大學第一屆中醫(yī)專業(yè)畢業(yè)生劉燕池教授，談起一件往事。1962年他畢業(yè)分配到內蒙古講內經課，沒有經驗的他返回母校尋求幫助。當時王玉川把歷經一年剛謄完稿、尚未出版的《內經講義》交給他，用作參考。劉燕池拿到這份原稿，心情澎湃，現在回想起來還常說“師恩難忘”。

　　他時時要求年輕學子做到言之有理，強調文以載道，每年審閱研究生畢業(yè)論文的工作，他從不敷衍，逐字逐句精心批閱，一本論文要修改幾天。寫滿他整齊字跡的論文，經常被畢業(yè)生們珍藏。

　　王玉川一直強調理論和臨床結合的重要性，并身體力行，長年堅持為普通百姓治病。他擅長治療中醫(yī)內科各種疑難雜癥，如心血管疾病、風濕病、血液病等，臨證時一絲不茍，療效卓著，深受患者歡迎。

　　有段時間，王玉川在國醫(yī)堂一周出診4次，非常勞累。一次在北中醫(yī)校園，剛從研究生處退休的魯兆麟碰見了他，兩人邊走邊聊。“和你說個事兒，”王玉川認真地說，“這國醫(yī)堂看病，你能不能替我出兩天?”但累歸累，他還是一直堅持在臨床一線。

　　深厚的理論功底，保證了王玉川卓越的臨床療效。有次魯兆麟接診一位神經根髓鞘脫的病人，治療非常棘手，用遍了溫陽藥、補氣藥、活血藥還是效果不好，他向王玉川請教。王玉川說，“《內經》講‘腎惡燥，即食辛以潤之’，你別凈顧著補陽，加點細辛這類通藥試試?！惫黄淙?，病情好轉。

　　在臨床傳承教學中，王玉川常從古典醫(yī)籍中總結用藥知識以示后人。他認為臨床不應為方證相對束縛，要勇于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劑。以《千金方》中能治療30多種病證的“芫花散”為例，孫思邈對此方贊賞有加，但也無法解釋原理，只能在書中寄望于后人。王玉川指出，有些醫(yī)家沉湎于辨證論治，對古書中許多同方治異病的例子不屑一顧。研究同方治異證的機制，對實現中醫(yī)現代化也有很大意義。

　　王玉川名下的七九級碩士研究生陶廣正教授，得知恩師被評為“國醫(yī)大師”欣然提筆：“為人淡泊，不慕虛名。師出名門，有真才實學;學富五車，而無頭角夸誕。雖非博導，而眾多博導皆曾受教;未登講堂，而授課講稿竟出其手。著述不多，卻不乏真知灼見;臨床雖少，卻每能一絲不茍。審查論文，從不敷衍;撰寫書評，必中肯綮。尊為國醫(yī)大師，誰敢謂曰不然!”

　　王玉川小傳

　　1923年，生于江蘇省奉賢縣。

　　1941-1943年，從醫(yī)于中醫(yī)名家戴云龍先生、陸淵雷先生，學成后在當地行醫(yī)。

　　1943年-1955年，在奉賢縣開設門診從事中醫(yī)臨床工作。

　　1955年-1956年，在江蘇省中醫(yī)進修學校，深入學習中醫(yī)相關知識。

　　1956年-1957年， 在南京中醫(yī)學校從事中醫(yī)藥教學與臨床工作。

　　1957年-1963年，奉衛(wèi)生部調令來北京中醫(yī)學院從事教學工作，潛心于《黃帝內經》的教學和研究。主持主編全國中醫(yī)院校教材第一、二版《內經講義》。

　　1978-1984年，在北京中醫(yī)學院從事行政管理工作，任副院長。

　　全國政協(xié)第五、六、七、八屆委員會委員，現任北京中醫(yī)藥大學顧問。